承前启后——敦煌隋代石窟艺术
敦煌隋代石窟艺术承先启后,具有鲜明的过渡性质。简言其主要艺术特征,富于创造并趋于写实,此其一;以汉式为主体而融汇中西,此其二。除此二者之外,敦煌隋代石窟中出现了诸多南朝及地处东方的原来北齐的艺术元素,这些元素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敦煌隋代石窟的艺术性。
隋代艺术的特征——趋向写实与富有创造力,鲜明地呈现在莫高窟隋代石窟中,气韵生动与力求创新是莫高窟隋代石窟艺术最引人入胜之处。
隋代艺术的富于创造力,有诸多的背景因素,首先当归因于当政者对艺术的重视。隋代,特别是炀帝在位期间,十分重视艺术的创造与搜藏。对于绘画艺术的搜藏整理着力甚大,灭陈后并将内府所藏八百多卷名画运至东都洛阳收藏,可惜隋末天下动乱,炀帝避难别都扬州的途中因翻船而损失大半,隋亡后余下的也多散佚于民间。正因为现存的隋代画迹十分稀少,留存于敦煌莫高窟中的隋代绘画才更加显得珍贵。
莫高窟第305窟 帝释天妃(西王母) 隋
搜藏古迹古画之余,炀帝营建东都,造宫室、官序、市坊等,所谓建筑是艺术之母,从建筑当中又衍生出各种绘画、雕塑、造景等诸多艺术形式,炀帝的大兴土木正提供了艺术发展的空间。又由于佛教的蓬勃发展,隋代广修寺塔,因此壁画的创作和绘制同样要求高、数量大,创作题材也更为广泛,成为当时绘画品类中一项极重要的内容。
寺观壁画与卷轴画外,隋代的石窟艺术也随着大量开窟而得到蓬勃的发展。敦煌莫高窟在隋代的30多年间,开窟数量却是历代之首,现存有隋代壁画的洞窟就有90余个,占据现存有壁画之石窟总数的五分之一。
隋代石窟壁画处于过渡时期的表现,在壁画题材上,因缘故事画、佛传故事画逐渐减少,经变画开始出现。人物形象上,北周时期造像头身比例失调的特点在隋代逐渐消失,并且造型更加丰富多变;菩萨的脸相同时出现方形、长条形、广额、秀额等面相;罗汉像也出现汉相、梵相之分。
在线描、设色与构图布局等绘画技法上,同样也出现了变化。线描方面,由刚劲而精细的铁线描转向自由豪放的兰叶描;同时土红色的线条不再只用于起稿也用来定形。设色方面,出现新的晕染法将西域的明暗法和中原的染色法融合,人物面部的红润色泽与阴阳、明暗结合得更为自然和谐。而线描简练、赋色单纯、晕染浅淡,以及人物、楼阁、山水树木皆刻画细密、色彩鲜丽、晕染层次多而秾丽,从各方面都表现出承上启下,在继承的同时又充满变革的过渡时期的特征。
富于创造的同时,隋代艺术开始出现写实的倾向。在石窟艺术中,表现在雕塑造像的体量感增强、绘像面容身形变得较为丰圆,世俗化与本土化更为明显。
隋代的石窟造像遍及全国各地,总数虽然不多,但从隋代短暂的国祚来说仍十分可观。石窟造像以外还有大量单体石造像、金铜造像和石刻造像碑。
总体而言,隋代初期西部地区的造像仍多承北周风格,东部则多延续北齐风貌。到隋末唐初时造像样式逐渐统一,表现为以北周造像风格为主体、东西风格相融合的风貌,在形象上显得雄迈劲直、健壮丰腴,富有清新开朗的面貌。
敦煌隋代石窟中,人物形象的写实倾向表现在开始重视个体性格的刻画,与北朝时单纯的形体塑造不同。如隋代的迦叶像明显脱离了北朝时几乎千篇一律的形象,脸部造型出现了方脸、圆脸、笑脸、愁相等变化;塑像面部敷彩多洁白或微泛红润,勾画眉眼,双唇点珠,有的还在腮部进行晕染,五官清晰。
写实技巧的发展使神的形象更加接近现实中的人,方脸直鼻的外来形象减少,具有中原人相貌特征的形象增加,加之典雅华丽的色彩,更加接近中原地区人民的现实生活。雕塑技法上也不再沿用北朝时的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相结合的形式,发展为主体雕塑,圆雕占据了绝对的数量优势。体量上较北朝高大、形体丰满、身躯厚重、一改北朝晚期极尽清瘦脱俗的南朝风姿,姿态也变得丰富生动,多略带微笑,庄严慈祥,具有文雅、细致、清新的特点。
当然,隋代造像虽然开始出现写实的倾向,却还没有达到纯熟的阶段,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因此隋代造像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即造型的解剖比例多不够合理和匀称,类似雕塑技巧发展过程中的初期阶段;但又有部分造像在比例上却又优美合度。
被比定为隋代第二期石窟的第427窟中,有一组“一佛二菩萨”塑像,是隋代造像的代表。主尊佛像身着通肩式袈裟,两旁的胁侍菩萨袒胸,天衣斜披,造像的衣服纹饰造型简洁;两个胁侍菩萨的发髻与发冠虽已残损,但仍可看出与北朝晚期尤其是北周的菩萨造型相似;菩萨裙带两角飘举的样式在北朝菩萨中也非常多见,可以看出是继承了北朝的某些特征。但造像的面部相对于北朝的造像来说显得丰满,菩萨胸前的项饰以及腰部的衣裳又类似于唐代菩萨的样式。只是这三尊像整体身体比例上还不如唐代菩萨匀称,仍然显得有点头大身小,头重脚轻。然而到了隋代晚期的石窟中,这种不匀称的比例已逐渐得到修正。
如被比定为隋代晚期石窟的莫高窟第244窟,塑像在造型上与第427窟已迥然不同,造像整体感觉已接近于初唐时期水平。首先,菩萨像的头部与身躯比例变得较为协调,身形塑造上也比第427窟胁侍菩萨像更加丰腴,整体来看体躯比例显得正确合度,并且肌肉的质感表现得很真实,尤其是手的塑造,使人感到富有弹性,显示出肌肉的圆润感。其次,发髻的样式装饰更加丰富,服饰简洁之中又不失华美气息,璎珞臂铛变化多样。
这种写实的艺术手法,已经接近于初、盛唐时期的水平,成为隋代雕塑的典范作品。这种转变充分说明隋代佛教造像具有由南北朝向盛唐转变的过渡时期的特征。
写实性增强的另一个方面即世俗化与本土化的倾向更加强烈。首先,隋代造像的衣装开始变得华丽,菩萨的服饰璎珞华鬘,富丽华美,冠于其他各代,这是隋代的重要特征。衣装不仅色彩艳丽,而且讲究装饰的完整丰富,衣纹不再如北朝时沿用外来样式只以土红、石青几色平涂塑像、勾勒衣纹,反而根据形体的转折有了疏密变化,衣纹表现更为多变、自然,更加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和中原艺术的创作观念。同时增加了花纹表现,如莫高窟第420窟的胁侍菩萨长裙上饰有联珠飞马驯虎纹,成为唐代华丽服饰图案盛行的前奏。其次,隋代儒家思想的有力渗透使莫高窟彩塑迅速削弱了外来影响而增加了敦厚恬静的仪容,半裸的塑像减少,而遍体着衣的塑像增加。
承上种种,可见隋代艺术的流风亦随着隋代对河西的努力经营吹送到了敦煌。各种包前孕后、继承与创新的部分,使敦煌隋代石窟呈现出极为独特的多样性与鲜活的生命力。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表现手法,则使敦煌隋代石窟既有统一的时代感却富于变化性,样式丰富却又和谐统一。
文章摘编自《敦煌隋代石窟壁画样式与题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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